战国策群雄（战国策什么）
战国策群雄（战国策什么）
【原文】
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髡曰：“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于市，人莫知之。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今臣欲以骏马见于王，莫为臣先后者，足下有意为臣伯乐乎?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千镒，以为马食。”淳于髡曰：“谨闻命矣。”入言之王而见之，齐王大说苏子。
【译文】
苏代为燕国去游说齐国，没有见齐威王之前，先对淳于髡说道：“有一个卖骏马的人，接连三天早晨守候在市场里，也无人知道他的马是匹骏马。卖马人很着急，于是去见伯乐说：‘我有一匹骏马，想要卖掉它，可是接连三天早晨，也没有哪个人来问一下，希望先生您能绕着我的马看一下，离开时回头再瞅一眼，这样我愿意给您一天的费用。’伯乐于是就照着卖马人的话做了，结果一下子马的身价竟然涨了十倍。现在我想把‘骏马’送给齐王看，可是没有替我前后周旋的人，先生有意做我的伯乐吗?请让我送给您白璧一双，黄金千镒，以此作为您的辛苦费吧。”淳于髡说：“愿意听从您的吩咐。”于是淳于髡进宫向齐王作了引荐，齐王接见了苏代，而且很喜欢他。
狐假虎威
【原文】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译文】
楚宣王问群臣，说：“听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楚令尹昭奚恤，果真是这样的吗？”群臣无人回答，江乙回答说：“老虎捕捉各种野兽来吃。捉到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您不敢吃我，上天派我做群兽的领袖，如果您吃掉我，就违背了上天的命令。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在前面走，您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群兽见了我，有哪一个不敢逃跑的呢？’老虎信以为真，就和狐狸同行，群臣见了它们，都纷纷逃跑，老虎不明白群兽是害怕自己才逃跑的，却以为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的国土方圆5000里，大军百万，却由昭奚恤独揽大权。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其实是害怕大王的军队，这就像群兽害怕老虎一样啊。”
一、吴越地理位置偏离中原，相对闭塞；两国都很早就灭亡了，在战国也很少参与中原事务；
1、吴国在公元前473年已经灭亡，而战国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开始，也就是说战国时期开始两年后，吴国就被越国灭亡。
史界一般认定战国时代是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公元476年东周周敬王病逝，周元王继位；西汉刘向的《战国策》是自周元王元年（前475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的历史编写成书。“战国”一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也有一说是战国时代应该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即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各国之间战争不断，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
吴国(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473年)也称勾吴，是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姬姓诸侯国；被周王室封为子爵，自称为王。吴国国境大致在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太湖流域是吴国的核心（包括今苏州、湖州、常州、丹阳等地）。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夺取吴国王位。即位后吴王阖闾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修城挖河，开矿炼铁，任用孙武伍子胥等人；使得昔日边陲小国吴国崛起为蓬勃兴旺的强国，吴国更是联合诸国打败了大国楚国，称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兵大败吴国，吴国被灭，吴王夫差自杀而死，吴国灭亡。吴国在公元前473年已经灭亡，而战国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开始，也就是说战国时期开始两年后，吴国就被越国灭亡。自然也没有被列为战国群雄。
据史书记载周太王（即姬亶，古公亶父）生有三子，长子太伯(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 季历的儿子姬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姬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知道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定居在梅里(今江苏无锡的梅村)，创立了吴国。
2、越国(公元前2032年―公元前222年 )，在中国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东南方的诸侯国。子爵，姒姓，大禹后代，夏朝国王少康的后裔。周王室封为子爵，自称为王。
地处东南扬州之地，始祖为夏朝君主少康的庶子无余，大禹的直系后裔。公元前306年，越王无彊北上伐齐，被田姓说客所误，率领大军调头攻楚，结果身中埋伏，兵败身亡。楚国趁机扩展吞并越国大片领土，越国各族子弟又内讧争权夺位，越国分裂成很多小国家。越国分崩离析后，其后人分别建立东越，闽越等国家皆自称正统。这些国家要么依附大国，要么被楚国吞并，更别说逐鹿中原了。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军降越君，置会稽郡。越国国力有限，同时远离中原地区，相对闭塞。本身也很少参与中原诸侯事务。自然也就没有被列为战国群雄。
吴国和越国在春秋时期虽然有过巅峰时期，但都非常短暂。随后吴国被越国所灭，越国自败于楚国，越王兵败身亡，越国也分崩离析。
二、吴越两国文明相对落后于中原各国，同时也相对闭塞，一直被视为蛮夷；而且楚和吴越三国地位都是子爵，在当时地位诸侯里面，地位很低。虽然战国时期，各国都纷纷争相效仿称王。但春秋时期自封为王只有他们三个国家，这个相当于叛逆啊，只是他们位置偏远，周王室衰微，无力征讨而已。后来楚国强大了，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吴越却早已衰亡。
《战国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多大？《战国策》具有怎样的文学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散文。《战国策》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集。它刻画了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
《战国策》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集。它刻画了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功地刻画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如苏秦的奸计、的远见卓识、宜颜的蔑视权贵等。，突出了谋士和辅导员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有许多完整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有生动的叙事形象，如“邹忌讽齐王”、“冯谖访”、“吕忠廉有义而不为秦”、“荆轲刺秦王”等。
他还善于运用比喻、夸张、寓言等修辞格。，含义深刻，效果明显。其中，伯乐识马、画蛇添足、史密斯、相向而行、鹬蚌相争等都成为著名典故。《战国策》以其广阔的思维、华丽的语言、奔放的风格、蓬勃的气势，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汉唐宋以后的许多散文家显然都从中受益，汉赋“散”的风格更是直接继承了战国政策。
《战国策》三十三条，从春秋到秦统一。作者不详，也没有明确的书名。西汉刘向整理后命名为《战国策》。春秋时期，是周室衰微的年代，群雄并起。几百年来，兵荒马乱，各路豪杰逐鹿中原，生灵涂炭。不过有句话叫“乱世出英雄”。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也给一些聪明狡诈的人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大展身手。
《战国策》一开始并不是一部史书，而是战国时期的武士们对君主所作评论的汇集，是当时谋士们的学习手册。Xi称帝时，刘向根据国别和时间顺序，不顾重复，将这些书策和修辞，编成一部33篇460章的书，取名《战国策》。十二国策分别是: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汉、燕、宋、魏、中山。记载了春秋以后的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中行(一世)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高见礼攻秦(颜策三世)，反映了270多年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内容侧重于各国顾问、谋士的游说发言。战国政策保存了当时许多珍贵的史料。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90多个历史事件。
你可以用有火箭技能的武将 先不断用火箭技能消耗他的城池防御 然后99的防御被消耗没了之后 你再派一个武将攻打他 他就不是在守城模式了 而是相当于排兵布阵形式跟你打 这样你的能力强的武将就占上风了 要不然一直他守着城 你再多人也不够他消耗的 2000的弓箭兵守城 你要是正常攻城得至少消耗五支军队而且还是高强武将的军队 太惨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指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礼是十分讲究君臣名分的，一般诸侯在国内被尊称为“公”，在外交场合则依据周王室所封的爵位和一些外交传统来称呼。然而东周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春秋之时，楚国率先称王，与周室抗衡；到战国中期，十数年间，群雄竞相称王，天下形势也为之一变。
三代楚君的称王疑云
《史记·楚世家》记载，在周夷王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楚君熊渠就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因畏惧周厉王的攻伐而去掉王号。
熊渠三子为王的记录又见于《大戴礼记·帝系》，但是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对此事又有不同说法：“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这不禁让人起疑，毕竟“王”和“侯”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且《大戴礼记》未明言熊渠是否称王，《史记》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所据，所以熊渠是否称王一事暂且存疑。
楚公逆钟（现藏山西博物院）表明熊通之前的楚君自称为“公”
《史记》认为楚国正式称王是在楚武王熊通时，但是《韩非子》在关于和氏璧的故事中记载了一位楚厉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及厉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据此，则楚厉王是在楚武王之前。历代史家多根据《史记》所载楚君世系，认为这位楚厉王是蚡冒，但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这几代楚君的正确顺序是若敖——蚡冒——宵敖——楚武王——楚文王，那么《韩非子》中的楚厉王当对应宵敖熊鹿。《史记·楚世家》和清华简《楚居》两种楚君世系材料都是自楚武王之后才开始记载楚君的王号，对熊鹿都称为宵敖。包山楚简有“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的记载，这是楚国后人祭祀先祖时的称呼，也并没有称熊鹿为厉王。所以，“厉”或许是熊鹿谥号，但“王”之称恐怕不妥。
熊通是楚人承认的第一位王，关于他称王的来龙去脉，《史记·楚世家》有详细记载：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从“先公”一词可以推知，在熊通之前，楚国和周王朝的其他诸侯一样，国君都是称“公”的。楚国的祖先是周文王时代的名臣鬻熊，其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子男田”说明楚国最初的封地并不大，根据《礼记》，子、男爵位的诸侯只有五十里封地，但楚国通过历代君主努力，到熊通时已经成为南方大国，众“蛮夷”都俯首听命，所以熊通才有底气称王。自此之后，楚君就与周王室在名号上相匹敌了。
齐、魏两国称王则源自一场外交阴谋。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于齐国，魏军主帅太子申被杀。之后魏国在齐、赵、秦的迭次打击之下损失惨重。魏惠王盛怒之下，曾想倾全国之力攻打齐国为太子申报仇，大臣惠施则劝谏说：“如果您真想报仇，那就应该变服折节去朝拜齐君，这样必然引起楚王震怒。到时候您再派人游说齐、楚，促成两国争斗。让兵精粮足的楚国去进攻强弩之末的齐国，齐国必然惨败。”
魏惠王采纳了惠施的建议，全力讨好齐国，甚至表示愿执臣礼朝见齐威王。齐国君臣自然大喜过望，齐相田婴更是积极张罗朝见之事。不过齐国也不乏智士，张丑就向田婴指出，齐国公然接受一个万乘之国的朝拜，这是将齐国的地位置于秦、楚等国之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因为并没有万乘之国去朝拜他们。再则“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却不以为然，在他的主持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之南，公元前335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甄（今山东鄄城北）。
出人意料的是，动静已然不小，楚国却无甚反应。于是惠施决定再加一把火——尊齐为王。这一下，舆论哗然。齐国名士匡章质疑惠施：“您的学说主张‘去尊’，现在您却尊齐为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惠施辩解说，齐君四处用兵就是为了“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尊齐为王既满足了齐君的虚荣心，又能让魏、齐停战而减少百姓伤亡，何乐不为？
虽然魏国的卑躬屈节让齐国君臣有点飘飘然，但称王之事毕竟大骇物议，齐国君臣底气不足，未敢独自称王，于是“盛情”邀请魏君共同高升。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也揭开了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序幕。
这回楚威王可坐不住了，在他看来，齐、魏两国君主这一举动是妄自尊大，是对“王”这一尊号的亵渎，更是对已经称王数百年的楚国的挑衅。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举兵伐齐，在徐州这座极具象征意味的城市将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并虏获齐军主将申缚。赵、燕两国也趁机伐齐，齐国陷入窘境。惠施借刀杀人之计最终成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魏惠王在“徐州相王”之前就已称王，主要依据是《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这句话，但是细品此章全文，不难发现此章是概括叙述二三十年间列国兴衰之势，且人物、事件颇有错乱。魏惠王曾在邯郸之难（前354—前351年）结束后在服饰、车辆、宫室等方面僭用天子礼仪，“乘夏车”当即指此。此章作者应是将魏惠王僭越与称王混淆为一了。
“徐州相王”之年（前334年）是魏惠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这年魏惠王重新纪元，这种改元显然是支持魏惠王此年称王的最有力证据。
秦、韩称王
秦自献公、孝公以来，变法强国、励精图治，秦惠文王继位以后，屡破魏军，占领河西（今陕西中北部），臣服义渠。《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君为王”；次年，秦惠文王重新纪元。
秦君称王的当年，韩国也正式称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是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魏都大梁，故魏王又称梁王；韩都新郑，故韩王又称郑王。战国时君主常见多字谥号，韩宣王就有三个谥号：宣、惠、威。《古本竹书纪年》前称“威侯”而后称“宣王”，与《史记·秦本纪》“韩亦为王”的记载相符。据此推断，此年（前325）十月，韩宣王去大梁朝见魏惠王，双方互尊为王。
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
战国中期，合纵和连横两方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公元前323年，主张连横的秦相张仪与魏、齐、楚三国的执政大臣在齧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主张合纵的魏国重臣公孙衍也组织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前魏、韩已经称王，故此年正式称王者是赵、燕、中山三国。
五国之中中山实力最弱，之前还一度依附于齐国。中山称王的消息传来，齐威王勃然大怒：“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他算是深刻理解了当年楚威王的愤怒。怒气难消的齐威王打算“割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中山国连忙派策士张登游说齐相田婴，说齐国这样做只会将中山国推向燕、赵一边而与齐为敌。齐威王与田婴思之再三，最终“召中山君而许之王”。齐国此举或许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中山，待其孤立无援时再狠狠教训。然而张登技高一筹，在稳住齐国后，张登随即出使燕、赵、魏，对三国君主说“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兵锋所指非燕即赵、魏，所以各国不如争取中山，共抗强齐。诸国果然为张登说动，全力支持中山，中山君得以坐实王号。
与中山君臣对王号的汲汲以求不同，年轻的赵武灵王在“五国相王”后对国人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于是下令国人称己为“君”。此举并非是赵武灵王无意虚名，而是他想以此激励自己，让赵国成为强国，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真正王者。当然，外交场合上他还是要自称“赵王”以与诸侯在礼仪上对等。赵武灵王后来是否在国内也称王，已难考知。《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事皆用“王”，但这是出于史官追述，甚至有一句“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这里的“先王”是指赵武灵王之父赵肃侯，而赵肃侯并未称王。另外，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主”原是对诸侯正卿的称呼，如赵简子、赵襄子都曾是晋国正卿，所以赵氏后人称之为“简主”、“襄主”，“主父”之称或含有赵武灵王追绍先人之意，也与王号无关。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文献记载中赵惠文王是自称为王的，出土的“王何立事戈”等青铜器铭文也可佐证。
燕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史记》误分燕易王与燕王哙为两人，“五国相王”时的燕君是子哙，出土文物有“燕侯哙戈”，可能制造于他称王之前。燕王哙因为禅位给燕相子之导致燕国内乱，最后身死国灭。同时代的人并不称其为王，如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燕君子哙”，《孟子》径直称其为“子哙”，可见时人并不承认他的王号。后燕昭王复国，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对其有“燕侯职”和“燕王职”两种称呼；燕昭王之后有一位叫做“戎人”的燕君，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燕侯戎人”和“燕王戎人”两种称呼。据此推断，燕国将“王”作为君主的常用称呼可能很晚。
余论
上述诸国之外，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如越国在春秋时代就已称王；川蜀地区的巴国紧随群雄之后而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蜀国则更为大胆，“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华阳国志·蜀志》）。宋国在宋君偃时期最为强大，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宋君偃称王是在公元前318年，但《史记》所载宋国世系、年代多误，所以对这个时间学界也有很大争议。
十数年间，战国群雄相继称王，合纵连横的斗争也全面展开。“尊王攘夷”的口号彻底成为历史，群雄已不满足于“霸业”，而要追求“王业”，欲取周天子而代之。历史的车轮沿着这条轨迹滚滚前进，百年之后，始皇帝建立了他的宏伟“帝业”。
关于《战国策》任贤思想的研究
摘 要：《 战国策》中蕴含着一种强烈且富于时代精神的任贤思想。这种人才观的核心是重才能而轻门第，且具体表现为名利奖赏、高度信任与平等待士并重的揽才举措。
关键词：《 战国策》 任贤思想 礼贤下士 用人策略
《战国策》是一部主要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诸侯陈词献策的史书。此书内容驳杂，囊括了儒、法、道、纵横等各学派观点。虽然各诸侯国国力强弱有别，但各国统治者在举贤任能方面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他们运用各种招贤纳士之策网罗天下英才以为己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人理念。这种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用人思想在《战国策》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尤其是在君主与策士们的论对中，他们往往将赏贤用能视为国之兴亡的大事。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战国策》中的任贤思想，来探究这些思想的成因、选贤标准、揽贤策略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宗法“礼治”的崩塌是《战国策》任贤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因
战国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变化。而宗法“礼治”的崩塌则是政治剧变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春秋时期，周王室虽已有衰微之迹象，然名义尚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即载晋国大夫狐偃向晋侯谏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1}，晋文公因此称霸。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连这一点名义也荡然无存，几乎衰微到朝不保夕、如履薄冰之境地。《战国策?东周》中首篇《秦兴师临周》即写秦齐两国均有求鼎之意。范祥雍先生在《战国策笺证》中认为：“九鼎乃国之重宝，时周王虽无实权，犹居上位，故鼎在西而王仍得主之。”{2}可见秦齐两国虽名曰“求鼎”，实则欲夺周王之权而自代之。清代学者顾炎武也对战国时代宗法“礼治”的丧失有过阐述：“春秋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周矣;春秋时犹重祭祀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室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3}过去犹被各诸侯国所恪守的“礼信”、“宗周”、“宗姓氏族”等制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传统宗法“礼治”的丧失对政治最直接的影响，即是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以求富国强兵之径。所以内能治国安邦，外能合纵连横的贤才自然成为统治集团所渴求的稀缺“资源”。无论是帝王君主，还是朝廷重臣，皆以“养士”为风尚。《战国策?齐策》中甚至记录了一则君臣因“养士”而产生不睦的故事：“邹忌事宣王，仕人聚，宣王不悦。晏首贵而仕人寡，王悦。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几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4}从齐宣王对邹、晏二人态度的微妙转变中，我们不难发现:重贤纳士对统治阶级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富国强兵那么简单，而且事关统治者内部的权力制衡。
宗法“礼治”体制的动摇对政治的另一大影响是国与国的矛盾加剧，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正是基于激烈与残酷的斗争形势，善于外交辞令的策士成为了周王室以及各诸侯梦寐以求的人才。因为优秀的外交人才经常可以利用其辩才与谋略化解一触即发的战事，进而获得一个相对有利于其属国的外部环境。如《战国策?东周》中的颜率借齐国之力以解东周之难，《战国策?秦二》中陈轸说秦王以解楚之危等故事均体现出外交人才对国之安危的重要意义。《战国策?赵二》中苏秦即对赵王言曰：“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 *** 安;择交不得， *** 终身不得安。” {5}在这里，苏秦甚至将“择交”认为是“安民之本”。正是由于各诸侯国将是否具有外交才能视为任贤的重要标准，所以大量出身并不高贵的策士，凭借其卓越的辩才和独到的政治见解得到了各国君主的赏识，往往因一事之功而平步青云。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苏秦。苏秦始说秦王而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6};而后说赵成王，不但“封为武安君，受相印”，而且得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可谓名利双收。正是苏秦这样 “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例子刺激了大量策士及外交人才的出现。他们竞相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向君主们表达其治国及外交之策以期飞黄腾达。
传统宗法“礼治”的丧失还从思想上促进大量策士谋臣的出现。时逢周王室衰微之际，而诸侯群雄则借机极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在这一背景下，原本以“宗周”、 “礼治”为核心的宗族理念在教育与思想领域逐渐被淡化。以教育领域为例，战国以前，往往是学在王官，非王公贵族无以为学。而战国时代私学盛行，有教无类。所以不少久居下僚的仕人，甚至是平民与奴隶都可得到良好的'教育，一跃跨入知识阶层，如张仪、苏秦、苏厉、苏代之徒。这些人虽出身卑微，但却能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与出色的办事能力得到各国君主的赏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说，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才。
二、《战国策》任贤思想的核心：独具时代特色的人才观
正如刘向自己在《战国策?秦策一》中所言：“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7}战国时代的各国统治者均体现出了强烈的任贤意识。然而作为一国之君，仅有求贤若渴的热情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拿出一套完备且实用的用人策略，才可能在激烈的斗争形势下，网罗更多英才。这自然会涉及到一个择才标准的问题。什么样的贤士才可令君主“敬以国从”，始终是各诸侯国所奉行人才策略之核心。如《战国策?秦二》中记“齐助楚攻秦”之事。齐楚并力攻秦，秦王惧，使张仪说楚王亲秦而绝齐交。楚王昏聩，尽信仪之言，而不听陈轸之谏，遂绝齐交。最终导致杜陵大败。作者在评价此事时，不禁感叹道：“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8}，足见君主任贤标准于国之危亡的重要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用人标准有了明显的不同，更重实用性。春秋时期对贤才的评论多重其“德”与“礼”。如《左传?鲁僖公二三年》中记载了楚成王对晋公子重耳及其属臣的评价：“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9}在这里，成王将“广”、“俭”、“文”、“礼”、“肃”、“宽”、“忠”视为重耳君臣能否成事的标准。甚至在选拔三军统帅时，统治者依然坚持类似的择才标准。《左传?鲁僖公二七年》记录晋国将欲伐曹、卫而救宋，晋侯欲于群臣中择一元帅。大臣赵衰即谏曰：“ 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0}在赵衰看来，“德”、“义”才是为人之根本。即使是选拔军事人才，统治者依然十分看重贤士道德层面的素质。而这一择才标准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了一则“四国为一”的故事：燕、赵、吴、楚四国并力攻秦，秦王以重金百乘委姚贾以绝四国之谋。韩非认为姚贾出身低贱，“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11}，不足以当此重任。连秦王也对姚之能力提出了质疑：“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子逐臣。”姚贾则举出多则明主纳贤之例来反驳韩非的用人思想：“太公望齐之逐夫，韩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 雠 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在“明主”看来，评价贤才的最重要标准在其是否“立功”，而非所谓的 “德”与“礼”。这恰恰与战国时代实用主义用人标准相吻合。所以姚贾在面对秦王及韩非的质疑时，才理直气壮地提出“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 的观点。《战国策?齐策一》中记载了一则“靖郭君善齐貌辨”之事，同样反映了这种任人唯贤的人才观。故事一开篇即交代了齐貌辨“为人也多疵”{12}。然而靖郭君田婴却不为流言非议所动，善待齐貌辨“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旦暮进食”。即使是在田婴政治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田婴依然“与齐貌辨俱”，可谓荣辱与共。齐貌辨终于利用其辩才转变了齐宣王对靖郭君的态度，回报了主人的知遇之恩。显然，靖郭君的用人之道与姚贾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重其才而忽略其品行。值得注意的是：姚贾所举的四位先贤太公望、管仲、百里奚、中山盗皆出身微贱，然而“明主”用之而王天下。在《战国策》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受赵王封侯拜相之礼的苏秦，乃为“特穷巷掘门桑户 枢之士”{13};为孟尝君献狡兔三窟之计的冯谖，更是“贫乏而不能自存之士”{14}。正是这些出身为人所不齿的人物，不但以其奇谋异智化解了国之危局，而且为其所效之主排忧解难。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一》中也对像苏秦这样的策士予以高度评价：“未烦一兵，未张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15}可见《战国策》所体现出的重才能而轻门第的人才意识何等强烈。
